只有公正的司法制度才能平衡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

这种观点认为，法律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法律具有社会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其二，对于宗教事务和婚姻家庭领域，英国统治者允许印度人适用传统的法律，但英国殖民当局在广泛的印度法律文献中进行选择，指定某些法律文本具有权威性，然后由法院以英国法官的解释方式统一适用这些法律文本。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认为，在属于法学家之法的法律传统中，法学派的形成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法律的统一，而没有形成学派的法学自发状态会放任法律的多元化。据历史记载，阿育王在惨胜的羯陵伽战争之后，开始悔悟，并成为佛教徒。在米萨拉，当地一些著作的观点得到流行，并获得当地王公的认可，其中最重要著作是《维瓦陀芮特纳卡罗》（Vivada Ratnakara）。婆罗门种姓要求女性成年前结婚，禁止寡妇再婚，但其他种姓则允许寡妇再婚。此时，婆罗门虽然成为保存和运用印度法的担纲者，但他们住在分散的村社中，各自所适用法律深受地方习惯的影响。

当时，印度社会事实上分化为四个阶层，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笔者随后分析了传统印度法多元性产生的主要原因。人们一旦在冲突的规则之间进行选择，就会造成法律的多元发展。

这种情境正义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法律具有属人法的特征，如法律对不同种姓区别对待。研究者对印度南部地区的卡林普村实证调查显示，一个工匠往往受雇于几个婆罗门，而该工匠同时又以家长身份雇佣婆罗门为自己举行家祭。而《摩诃婆罗多》中的般度族五兄弟共娶1个妻子，施行一妻多夫制。①根据前者，继承与血缘相联系，即按照血缘的远近决定继承顺序。

然而，肉身之我受到感官欲望的驱使，常常会追求感官享受，而背离灵魂之我。此后，英国把本国的法律予以法典化，然后输入到印度。

但是，《印度宪法》输入了更多法律统一的因素。④根据前者，共有家产的持有人只是作为家产管理者，不得自行处分财产。例如，对于盗窃行为，行为人如是首陀罗，则加罚8倍，如是吠舍则加罚16倍，如是刹帝利则加罚33倍，如是婆罗门则加罚64倍。《奥义书》中确立的梵我合一原则，与吠陀本集确立的吠陀神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原则一道，成为印度宗教法的支配性原则。

米萨拉的学者认为，该规则中已故丈夫同意是指在收养之时，因此，寡妇在丈夫死后不得收养。有种姓的人把这些所谓不洁者蔑称为不可接触者，从而与他们隔离开来。神启经和圣传经包括的众多经典都是达摩的权威渊源。其一，英国把自己的司法制度输入印度。

第一，多元性是传统印度法的最突出特征。君王拔刺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非法越境，在城市之间或国家机构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违反团体规章，离间父子关系，拒绝赎罪，干扰苦行，制造种姓混乱以及采用不当方式谋生等。

例如，杀婆罗门者得肺痨，奸污师母者得皮肤病，偷金者坏指甲，喝酒者黑牙，偷食物者消化不良。例如，大多数法经和法论都承认8种婚姻形式。

再生人这种不同的生活阶段遵守不同的法律规则，是传统印度法中一个突出特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传统印度法的多元性。第四，蒙斯基根据印度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律发展的趋势，认为印度法律正在回归传统。毗吉纳奈什伐罗（Vijnāneśvara）关于《祭言法论》的评注称《密塔娑罗》（Mitāksarā）。有些犯罪没有被发现，因而只能诉诸来世惩罚。一般说来，一部法典或法学著作针对同一问题往往会有统一的规则。梵本身超越时空，衍生和幻化出各种具体形态，包括化身为无数神灵。

这样一来，印度教虽摆脱了早期的多神崇拜，却没有走向一神教，而是转为一体多像的形态。实际上，这种划分背后隐含着一个秘密，即前三个种姓是雅利安人，而首陀罗则主要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当地人。

同样，蒙斯基也夸大了传统印度法多元的益处，忽略了其中的弊端。法律多元如果基于社会成员的平等协商，自由讨论，并且充分考量他者的利益和感受，尊重基本人权的原则和精神，那么，这种法律多元则值得向往。

（一）多神论是传统印度法多元的宗教背景 在传统印度社会，无论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印度教，还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影响较大的佛教和耆那教，都奉行多神崇拜。其次，法经之后的法论不受学派限制，是由不同地域的学者分别编纂。

②如已分家，长子先得不动产的1/20和动产中最有价值者，次子得长子之半，小子得长子的1/4。甘地赞赏传统印度的个人自制和在此基础上的村社自治，并主张印度独立后应保留传统的村社自治和法律多元。其二，对于宗教事务和婚姻家庭领域，英国统治者允许印度人适用传统的法律，但英国殖民当局在广泛的印度法律文献中进行选择，指定某些法律文本具有权威性，然后由法院以英国法官的解释方式统一适用这些法律文本。根据《摩奴法论》等正统经典的要求，婆罗门理想的职业是六业，即教授吠陀、学习吠陀、祭祀、为他人主持祭祀、布施和接受布施。

三、传统印度法多元的主要原因 在传统西方法中，在法学家主导时期，罗马法存在多元的特征。甘地脱下西装革履，便开始践行严格的自我控制。

相比之下，尼赫鲁所主张的法律统一观点更符合印度建构现代国家和整合社会的需要。另外，立法和司法严格禁止童婚，但社会上存在大量事实性童婚。

就上述四种法律文明统一程度而言，传统中国法最强，古代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次之，传统西方法再次之，传统印度法最弱。第一，阿育王在皈依佛教之后，成为了转轮王。

达摩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还包括大量宗教、伦理和生活习惯方面的规则。（四）地域之法具有多元性 古代印度教的经典都以神圣的权威作为基础，以使其中的原则和规则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相比之下，印度南部地区较为封闭，洁与不洁的区分却得到了严格坚持。另一方面是因为多元的传统印度法与后现代的法律发展趋势不谋而合。

在后来的发展中，作为宗教法的达摩始终以宗教的精神和原则作为指导。他们在东进过程中形成了新的区分，即通过洁与不洁的区分，把具有种姓身份的人作为洁净者，而把新征服的当地林居部落以及内部逆婚而生的人群作为不洁者。

然后，被开除种姓者的亲属触碰水瓶，女奴或被告亲属把水瓶倒过来。此外，法学的发展是否形成流派对法律多元也有一定影响。

他们都反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致力于争取印度独立。然而，在古代印度，政治权力一直处于宗教势力之下，这与种姓制度有关。